本文是这系列文章的第七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介绍了IMF报告里的四个场景[1]，第二篇文章分析了这些场景[2]，第三篇文章则针对报告中的第四个场景及引起的宏观金融后果展开讨论[3]，并研究数字货币对主权货币政策的影响，第四篇文章来讨论外币（数字货币）取代当地货币的现象[4]，第五篇文章分析了CBDC/GSC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影响，并对比了数字代币和GSC的发展与风险[5]。第六篇文章整理了IMF关于全球储备货币的讨论[6]，本篇文章将基于上一篇文章的内容，讨论了数字货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可能性。

本文特别分析前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2019年8月的演讲：《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挑战》（The Growing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7]的报告，其中提到传统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无法与新时代的经济发展相适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马克·卡尼以Libra为例进行说明，是因为当时Libra是基于一篮子货币。他认为基于多个法币的合成央行数字货币（Synthetic CBDC, sCBDC）可以成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sCBDC是一种数字货币，但是预备金存放在央行，由于预备金放在央行，没有信用风险，因此功能和CBDC类似。卡尼的思想不是随便提出的，是思考多年的结果，他的两个主要观点是：

1944年，多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开会，讨论战后世界经济如何发展。凯恩斯作为英国代表提出了建立“国际清算同盟”，相当于世界银行，并发行世界货币，命名为Bancor （班科）[9]，各国货币以“Bancor”为标价。美国对此却不以为然。美国当时是世界老大，是胜利国且资金雄厚。相反刚打完战的英国实力大损，无法和美国抗衡。如果世界各国支持Bancor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则美元将只是其中一种货币，失去主导地位。故而美国对此强烈反对，并加速主导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如果要保证美元币值稳定，美国就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顺差，这又将导致美元供应不足、国际清偿手段匮乏（“美元荒”）。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这种两难处境，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

图1 全球货币体系结构的发展与转变

图2 新型货币竞争模型:一派基于班科，一派基于法币，第3派是地下经济，3派竞争

2020年4月，Libra宣布转变为单一货币，以美元为单位。2020年12月，Libra改名为Diem Dollar重新出发，背靠美元。这表示美国认为Diem是美元的急先锋以及护城池，而美元必须还是世界储备货币，其他法币不能借着Diem来攻占美元的地位。既然Diem是美国产品，就应该为美国服务。这点IMF也同意，在文（6）第3节第3个观点，就提出如果GSC是基于单一法币，世界储备货币就没有改变。

图3 合成霸权数字货币与Diem系统的发展对比

对于比特币而言，比特币现在比一些全球储备货币更具流动性，该货币的基础货币供应量超过英国和俄罗斯的国际外汇储备的总和，比特币的M1（现金、支票和银行可提取货币）的市值为3000亿美元。

我们认为，世界储备仍是法币，而数字化的法币只是法币的先锋。数字货币势不可挡，但是他们只是法币的一个形式或是代表。货币战争，还是法币的战争，不论是新型或是传统货币战争，都还是法币的战争，只是新型货币战争是以数字货币形式出现在市场上竞争。我们在文（5）中已提出，新型货币战争是三足鼎立：